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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早上八点多钟，太阳就已经老高，让人感觉到热意。广州城外鳞次栉比的商馆建筑下面，海珠炮台附近珠江河港湾里，三个年轻人，懒洋洋地坐在达德号（Dart）船的甲板上，用着早餐。作东的是达德号船长，英国人李奇（JohnLeach）。两位客人，一位是二十一岁的亚罗（Arro收藏*asKennedy）；另一位是“楚山（Chusan音译）”号船长，美国人鄂尔（CharlesEarl）。二十岁出头就当船长，拿到每月三十银圆的薪水，其实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干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国籍——三位船长的东家，都是中国人，中国船主雇请一位英美人士挂名船长，并在香港给船注册，就可取得悬挂英国旗的特权，受到英国人保护。
从达德号船望过去，可以看见五十码外的亚罗号划艇，夹杂在许多中国民船和舢板之间。这种中西合壁式的“划艇”（lorcha），乃是葡萄牙人发明，西欧式的船体，配以中国式@ 的帆和索，既便于中国船员操纵，又很结实，适于海洋航运。
亚罗号是六天以前，从澳门运大米来到广州的。在澳门，它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（JosedoRosario）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。罗萨利奥的货船，不久前遭海盗打劫，罗萨利奥本人被绑架，曾听到亚罗号从海盗手中接收打劫品。然而，等澳门当局派员警去拘捕亚罗号时，却发现它已经启程离开了。这个事实，直到七个月之后，才为英国驻华公使、香港总督包令所知。当时他应澳门总督之邀前往作客，从一张法文报纸上读到亚罗号与海盗有关的消息，当即向澳门总督求证。得到证实后，包令万分尴尬，等了一周才鼓起勇气向伦敦报告他的发现。
亚罗号在广州的运气，似乎没有象它在澳门那么好。那边船来船往的江面上，已经有两艘广东水师战船，向亚罗号驶来。两船上大约六十名官兵。前面船头的棉布顶盖之下，坐着水师千总粱国定。他们接到报告，上月遭到海盗洗劫的一位绅士，今晨突然发现，当日领头抢劫的海盗粱明太——这个曾制造多起海上劫案，并指挥匪船与官船对抗的头号通缉犯，出现在亚罗号上，身份是水手。
水勇们很快登上亚罗号，将十四名船员一一反绑，扔上官船。肯尼迪等三人见状大惊，急忙跳上舢板，划将过去，想了解是怎么回事。然而他们的汉语都不好，到得亚罗号上，指手画脚，说了半天，只让粱国定明白了一件事：肯尼迪需要留几个人在船上照料。粱国定倒比较通融，当即放了两名水手给他，然后押着其余十二人，开船而去。
后来，三位船长发誓说，他们曾看见一名大清水勇，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并扔掉。污辱国旗！这可是个严重问题。然而这个说法，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证实。粱国定等人后来坚称船上未有英国旗升起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关于此事的最初电讯，也只说中英双方因亚罗号抓人事件而起争执，一字未提侮辱国旗。另外香港一份名为《中国之友》（FriendofChina）的英文报纸还报道，澳门83号划艇，当时正在在亚罗号旁边。船上的葡萄牙船长和水手，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他们说，事发时，并未看见亚罗号上升有英国旗。
不过，官船刚一离开，肯尼迪倒是立即升起了英国国旗。接着他就赶往商馆区的英国领事馆。亚罗号那张由港英当局颁发的执照，六天前抵达广州的时候，就已经交领事馆送验，并且一直留在那里，要等到开船时，由领事盖印发回。
英国驻广州领事一职，此时正由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苏格兰人代理。他叫巴夏礼（SirHarrySmithParkes）。巴夏礼自幼丧父，由叔叔扶养长大。十三岁时他来到澳门，投靠一位嫁给普鲁士传教士的表姊。在那里他学了一年汉语。次年，英国特使璞鼎查（SirHenryPottinger）非常欣赏这个十四岁孩子的才华，特意选他作为随员，带着他参加《南京条约》的签字仪式。
此后巴夏礼历任英国驻厦门、福州、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员，追随英国第一代驻华领事，多次跟中国官员交涉。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些交涉，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：跟中国人打交道，要想免除麻烦，唯一途径就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不可通融的态度。在任何事情上，不管它多么细小琐碎，多么不足轻重，都不可轻易让步，否则中国人就会得寸进尺，没完没了地提出新要求。仪式上和文字上的任何细微末节，尤须仔细检查，因为中国官员从小受到训练，相信权威来源于细节。拿细节做文章，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三个月前，巴夏礼才从英国回到广州任职。在英国，这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，很快以他对中国事务的独到观察，给外交部留下深刻印象。首相巴麦尊、外相克兰顿（LordClarendon）和副外相哈蒙德（E-Hammond），都亲自跟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。等他回到中国接手广州领事时，在他和驻华公使包令以及英国外交部之间，看来已经就对华强硬立场达成共识。新的观点是：对华交涉，“调子一定要高”，绝不让步，绝不放过一件小事，一有机会就要提出广州入城问题。不难看出，此观点有着明显的巴夏礼印记。
这天，咸丰六年九月初十，西历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，巴夏礼听得肯尼迪来报，亲自带人赶往现场。扣了人的粱国定战船，此刻停泊在永清门外，被抓的船员还在船上。巴夏礼登上船，他要求将所有被扣水手交还给他。根据道光二十三年《虎门条约》，英国船只上任何船员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中国方面不得单方面逮捕。如果他们有犯法情事，须知会英领事，由后者进行调查，决定是否移送中国官府。
中国官员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要求。他们不认为这是一艘英国船。而且水手中夹杂有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，证据确凿，大清水师完全有权抓人。再者，此事已经报告上官。没有上官命令，绝不放人。
整个交涉，巴夏礼态度强硬，用词严厉，指控他们严重违背协议，必须立即放人。船上水兵对他的要求嗤之以鼻，针锋相对，威胁说，你的人胆敢强索，我们将不惜动武制止。争执中，一个水兵给了巴夏礼一巴掌。
回到领馆，巴夏礼立即致信两广总督叶名琛，要求放人，公开道歉，并且指明，一定要在有他在场的条件下，由粱国定本人亲自出面，当众将人送还亚罗号上。他同时还致信包令，通报情况。在这些信件以及随后的交涉中，巴夏礼从未提及自己遭打之辱。他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说，“我愿意将任何个人的东西排除在视野之外。”
叶名琛很快对照会作出反应。仅隔一天，十二日午时，他就派人来到英领馆，递上照复。叶表示，船上十二名水手，其中粱明太、粱建富二人，经受害人指认查明，确系海盗无误，另一人吴亚认则是重要证人，三人需继续审讯。其余九人随信送还。他还指出，亚罗号乃系咸丰四年，由中国人苏亚成在内地所造。现在的船东也是一位名叫方亚明的中国人，而不是英国人。显然这应当是一条中国船，大清兵勇上船缉捕要犯，不能说是违反条约。
这不行！巴夏礼拒绝领人。他坚持要求由粱国定本人当众释放全部水手，并且正式道歉。随后几天，他跟包令频繁交换信件，磋商对策。十四日，包令致信巴夏礼说，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执照，经查，两周前已经期满，此后没有再续。从法律上讲，亚罗号其实早就无权悬挂英国旗，也无权获得英国保护。
但是，包令继续说，中国人不知道执照已经过期。除了船主不是英国人这一点外，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此船不受英国保护的证据。“发不发执照是属于本政府的问题，中国人的行为，显然违反了补充条约第九条，它要求对英国船上中国人的起诉必须通过本政府。”
于是巴夏礼再给叶名琛照会，仍然声称亚罗号有权受到英国保护，要求释放全部水手，尊重英旗，正式道歉，限四十八小时答复。若到期未得满意答复，即通知英海军司令官西马縻各厘爵士（AdmiralSirMichaelSeymour），扣留一艘大清官船，作为抵押。
一天以后，叶名琛复照，正式否认污辱国旗指控。当时中国虽无正式国旗，但历来军中都有帅旗，对于侮辱旗帜的严重性，并非没有认识。十五年来，广东水师查缉走私，经常上外国船检查，从未有过侮辱国旗之事发生。于情于理，叶名琛都相信粱国定水师官兵的汇报，不承认侮辱国旗的指控，也绝不会答允以巴夏礼所要求的方式交人，因为那会导致粱国定等一干水师官兵当众丢脸。
叶名琛在照会中说，亚罗号是中国人所造，并非外国船只，其英国执照，乃是用洋银一千圆从波碌行买来的。当兵勇到船上拿人之际，根本就不知道它有外国执照，也未见船上有英国旗。根据惯例，船只一旦靠岸下锚，都将国旗收起，要到起航时方才升旗。当时亚罗号并未起锚。其无旗号，已属明证，叫人从何扯落？
得此答复，巴夏礼随即通知英国海军展开行动。英军早就盯好了目标，立刻在海上捕捉了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国货船。然而，此船虽然打着大清旗号，却只不过是艘普通商船而已。再要找中国官船时，叶名琛已经命令所有水师船只，先行避开英国战舰。于是扣留官船的盘算落了空。然而包令并不沮丧。既然已开始诉诸武力，他就在考虑是否把行动扩大，将要求升级。十八日，他致信巴夏礼：
“要不要趁此机会，提出入城问题？这样的话，我将出动整个舰队。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台阶，由此可以设法迈出一系列重要步骤。”
到了二十三日，包令、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停当，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，限叶名琛二十四小时内，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，否则即攻广州城。
到此关头，一向态度强硬的叶名琛，作出了对他来说极为重大的让步。当天他即回复，答允交还十二人中的十人，仅留下两名海盗。第二天，巴夏礼回照，坚持全部交还。叶名琛不愿为此事开战，当即派南海县丞许文深，亲带照会，将全部十二名水手送到英领馆。在照会中，叶明确表达了尊重条约的意思：此后若有罪犯藏匿英国船中，必定知照贵领事处理。但他也指出，所谓扯落国旗，并无其事，因此不能道歉。
这自然不能让巴夏礼满意。他拒绝接受。
此时的广州，其实只是一座空城。一年多以前，广东天地会红毛军作乱，声势浩大，一度包围广州城长达半年之久，随后分路流窜广西等地。叶名琛的部队，大多调到西江一带清剿去了，一时间没法调回来。接到最后通牒，他即作了最坏打算。在让步的同时，一面建立一个叫广东夷务总局的机构，主持对外交涉，一面派手下仅有的官兵和募勇去加强沿江炮台。
二十五日，西马縻各厘率英舰三艘，越过虎门，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。叶名琛虽然毫无把握，却表现得十分镇定自若。当时他正在阅看武乡试，闻讯后微笑着说：“必无事，日暮自走耳。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，可传谕收旗帜，敌船入内，不可放炮还击。”言毕继续阅看马箭。第二天，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，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，继续阅看武乡试。他的部下沉不住气了，托言“风大，难马射，请早收围”，叶名琛遂退堂，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。
叶名琛的办法，是沿用道光二十九年的老招数，靠组织民团和断绝通商，来对付英人的进攻。他坚持不打第一枪，借此引起老百姓对洋人的义愤。这个办法似乎奏效了。二十七日，英军攻占海珠炮台、十三行商馆等处，兵临广州城下，叶名琛立刻下令中断贸易，企图以此制裁英国。同时下令整齐团练二万余人。一时间，四乡壮勇，齐集广州，“城厢内外，各榜长红，约剿杀外人，同仇敌忾”，声势极为浩大。
但这一次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，好象并不能令英夷感到畏忌。二十七日午时，广州西关团勇数千，扬旗列队，耀武扬威，过十三行洋楼下。楼上洋人以洋枪射击，击毙练勇一人，百姓二人。各勇义愤填膺，鼓噪着欲攻洋楼。然而当地街坊邻居，害怕战火波及，极力阻止，事遂不成。“于是敌人胆益壮，练勇气益馁，而所谓团练，遂成虚名矣。”
第二天是礼拜天，一日无事。二十九日，西马縻各厘照会叶名琛，提出入广州城会谈，末得答复。当日下午，即开始炮击广州新城内叶名琛的住所——两广总督衙署，几乎每隔五至十分钟就轰击一次。司员华廷杰，奉命到督衙汇报事情。入督署，只见材官、仆人逃匿一空，只余一位文巡捕引入，至二堂东偏厅。叶名琛端坐堂上，毫无惧色，书写如常。炮弹不断在不远处落下，他却夷然不动。
也就在这一天，叶名琛发布告示，激励人民杀敌，斩首一级，赏银三十：
“太子太保两广总督部堂叶，为晓谕事：照得英夷攻扰省城，伤害兵民，罪大恶极，合行晓谕，公同剿捕。为此，仰合省军民铺户人等知悉，尔等务戮力同心帮同兵勇，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，痛加剿捕，准其格杀勿论，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，毋稍观望。各宜凛遵毋违。特示。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示”
同时他还通告各外国使节，企图调动他们向英国施加压力。他说：“用兵之际，恐无暇保护贵国民人之处。特预告知，倘有疏失，惟向英国巴领事是问，勒令伊赔偿也。”
三十日，英军炮火集中轰击新城城墙，至日暮，城墙就轰塌一缺口。众人劝叶名琛迁避，叶仍然不为所动。十月初一日下午，英军百余名攻入新城，巴夏礼随兵进入总督衙门。而叶名琛因为上午去文庙行香，避居广州新城巡抚衙署，不在总督衙内。当日晚，西马縻各厘因兵力不足，无法占据广州，从城内撤兵。
此后，英军连续炮击广州，并三次照会叶名琛，提出道歉、入城等要求，叶名琛则三次复照予以拒绝。初九日，西马縻各厘照会叶名琛，表示决绝，并于十三日攻毁猎德炮台，十五、十六日攻占虎门各炮台。二十日，英国公使包令前往广州，要求入城会晤，仍为叶名琛所拒绝。
面对英国人的锐利攻势，叶名琛一无足恃，惟有保持镇定，硬着头皮顶住。在他看来，包令、巴夏礼不过虚张恫吓，西马縻各厘的几艘军舰，几百名兵丁，能量有限，只要能顶下去，英方必无计可施，穷理自退。因此，尽管英方的炮弹和照会交错而来，叶名琛始终以温和而坚定的言辞，拒绝英人进广州城谈判的要求。他说：“办事不顺人情，即是有违天理。”现在人民不高兴你们来广州城，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。
正面打不过，叶名琛就发动兵勇民团，不断对英军进行骚扰，使其不得安宁。一天晚上，一艘满载炸药的沙船，在临江一座房屋附近爆炸，房子里正有三百名英军酣睡，差点儿被炸死。另一天晚上，四只火筏顺水漂到英舰旁边，烧将起来，引起船上一片混乱。十月十五，英舰外围一条防卫用的沙船，触到中国人抛来的火药瓶，爆炸烧毁。第二天，两艘水雷在英舰旁提前爆炸。十月十八凌晨三时，大雾中几艘水师战船炮击两艘英舰达二十分种，随后趁黑逃之夭夭。进入十一月，广东水师舰只，袭击英国给养船，英军炮艇被迫日夜警戒。十一月十五，英军驻扎的商馆营地，周围房屋突然失火，燃烧一天，俱成灰烬。
就这样，广州附近的水陆战事，打打停停。英军虽一再获胜，然兵力不足，无法长期作战。西马縻各厘于十二月先从商馆撤军至河南凤凰冈，最后又从凤凰冈再退出了珠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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