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纪事

北京马乔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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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 一

    我是腊月二十四回的家。回家的票很难买,我本来买了一个普快的车票,后来又通过黄牛搞到了特快票——当然,手续费是不菲的。

    与往常一样,上车极其无序,大家争抢着行李架上放行李的位置。我的票碰巧靠窗,这让我有了一点小小的喜悦,因为虽然我的行程并不算长,但毕竟这样会舒服许多。坐定以后,我打量了一下旁边坐的人:和我挨着的是两个年轻人,看上去应该是小两口;对面坐的是几个民工。他们相互认识,有说有笑。

    这时候,从过道上走过去一个人,有个民工马上对其他人说:你们看见了没有,他拿的东西里好像有鞭炮呀,鞭炮怎么能上火车呢?另外几个说,你管那么多呢,不会爆炸的,哈哈。这个民工也哈哈笑了,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,刚要点上,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年岁稍长的民工说:别吸烟,公共场合,不好。他的话居然起了效用,那人马上把烟掐了。这时我对面的这位中年男人的手机响了,他的其他同伴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的身上。

    “喂,哦,是,是要回家了。给你买了什么?你想要什么?新衣裳没有买,太忙,顾不上。给你买点好吃的吧?香蕉,香蕉行不行?好,你在家等着啊。”

    你女儿吧?一个同伴问。

    对,四岁了,想叫我回去给她捎东西呢,呵呵。到了给她买点香蕉带回去。

    他的同伴没再说别的,又嘻嘻哈哈说起别的事情。我看见他扭过头看着窗户外边,脸上带着满足。

    火车快开的时候,又有几个人大包小包的从外面冲了进来,他们认识我对面的人,一见就开始骂:操,打车来的!花了我他妈的30块钱!

    二

    回到家的当夜我爸爸正好出了点事情,被送到医院。从第二天早晨到爸爸大年三十出院,我一直陪在他的身边。

    那个病房有三个人,除了爸爸另外两个是和我岁数相仿的年轻人,一个叫天龙,因为骑摩托车与农用三轮相撞导致腿部骨折,一个叫志刚,因为操作机床前臂被割掉一块肉。

    天龙住院最早,至少有三个月了,这期间,他的父亲是唯一的陪护人员。这位父亲是个非常刚强但又爱子心切的农民。有一次我爸爸在大谈教育的好处,志刚十分同意,而天龙的父亲却一脸的不屑:都去上学了,国家的地谁种?!

    快到晚上的时候,护士来问要不要陪护床,天龙他爸不等我说,就把手一摆:不要!护士转身走了,天龙他爸说:那东西一点都不舒服!花钱买罪受!你跟你爸都比较瘦,就在这一张床上挤挤就过去了。

    我问他说:你睡哪儿呢?

    他说,我当然不能和天龙睡一张床,他腿不能动。我就睡在地上。

    他确实是睡在地上,枕着自己的布鞋,盖了一条薄棉被。他已经这样睡了三个月。

    医生每天清早来查一次房,这一整天就再也不过来了。护士们除了输液扎针,一般也不过来。第二天我爸爸就没人管了,在床上干躺着。志刚说,一准儿是你们帐户上没钱了,赶紧加点儿钱,马上就有人管你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我赶紧上交费处交了钱,果然,不一会儿,护士小姐就拿着瓶液体过来了。但这些小姐们的脾气都特别大,说不了几句话就脸色难看的要命。当时我恨不得把医院门口的那块“一切为了病人”的牌子给砸了。

    天龙与他父亲交流的方式,也是天龙唯一与外界保持关系的方式,是吵架。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:开始时天龙自怨自艾,他的爸爸劝,劝说无效的时候就开始骂,然后天龙对骂,然后天龙的爸爸无言,然后天龙沉睡过去。他已经颠倒了黑夜与白天,所以他的爸爸即使在夜里也无法睡好。但这样的日子也过了三个月。

    按照医生的建议,我们都最好在医院过年。但没有人同意这样,志刚早早的就办理了出院手续,而天龙像个小孩一样急着过年。我爸爸早就不耐烦了,说医院里活像人间地狱。就这样,旁边的床位先空了,我们也开始收拾东西。我想把一个花篮留在那里,而打扫卫生的人说,扔了吧,谁要这个东西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大年初一,我们家乡有拜年的习俗。所谓拜年,不单单是问声好,寒暄几句,而是有极强的形式意义。这天五更,按照关系的亲疏顺序,晚辈要到长辈家里,三叩首且口中要说吉祥如意的话。当然,老人与老人也是不同的,有的老人很喜欢别人给自己磕头,有的则不喜欢,经常的理由是说怕把自己给“磕”老了。我小的时候本家有位二爷,就比较欢喜受头,并且他的儿子还总是站在旁边,作长揖表示代父亲还礼。

    今年因为我们家搬到市里面住了,所以究竟回不回农村拜年就成了个问题。不过家里人一直认为,还是回去拜年的好,不能让人家觉得咱多了不起的样子。我也很想见见那里的父老乡亲。所以,虽然要起早,要赶路,我们还是准时到了。

    还是和往年一样的热闹,让人产生一种大同世界的联想。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欢乐的,所有的大人们都是和气的。熹微的晨光里不时有爆竹花炮飞上天空。我和本家的父辈们以及堂弟堂妹们开始沿着每年都相似的路线,一家一家的拜访。本家的父辈们之所以也要出去,是因为还有比他们辈分还长的老人活着。但是,这样的老人一年比一年减少了,我们出去走的时间也每年相应地减少。在这个过程中,本家的父辈们变成了老人,走不动了,而我们也变成了新出生一代人的父辈。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,这个不算小的乡村在静静地繁衍生长。

    从去年开始,每到一家,就有人向我递烟敬酒,烟我是绝对不沾的,而酒我则不得不喝。家乡人要的就是面子,不喝酒,等于瞧不起人家。也有人问起在北京的生活,问起什么时候结婚,我只能简单的说几句,无法详谈。怎么去说呢?怎么说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在北京的喜怒哀乐,就像我不知道在这过去的一年里,这个村庄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但是没有办法,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粘稠的社会之中,这个群体里的每个个体都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,都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,都渴望因为别人的荣耀而使自己的脸上有光。春节与春节的拜年,就为我们这样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
    四

    每年回家,我都会去拜访夏老师,一个年愈古稀的老教师。他不是我的老师,而是我妈妈的老师。倒不是因为我和他谈话投机,而是因为他特别在意这个,我不能让他伤心。

    也许是因为年老吧,他经常爱提年轻时候对他的不公平待遇。我听过两遍以上的一件事情是:当初他是怎样受到阴险的校长的欺骗,而没有被评为优秀教师的。但今年令我意外的是,我又听到了一个新的故事。

    大概是六十年代吧,学校里学生什么都不学,整天都在打打杀杀。夏老师也觉得学校规定教的东西太少,就想自己教学生一篇古文。他选择的篇目是曹刿论战,讲完后感觉非常好。但没想到的是,等到语文组开会的时候,他却被点名批评,说传授了封建帝王思想给广大学生,影响非常坏。那时候夏老师还年轻,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,说,古文不一定都是坏的,毛主席还说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呢。夏老师登时拂袖而去,把在场的老师都给震了。

    吃午饭的时候,广播里播送新华社的社论,里面恰好出现了“一鼓作气”这个成语,夏老师听到马上对其他老师说:听听,听听,你们知道这个成语出自何处吗?它就出自我讲的曹刿论战啊!这不就是讲古文的好处吗!

    讲到这里,夏老师的脸上泛出年轻的光彩。

    五

    我姥姥在世的时候,曾有一个结拜的干姊妹,我也管她叫姥姥。前两年因为忙,没顾上去看她,今年爸爸对我说:能去看就去看看吧,这都是看一眼少一眼的人了。

    他们家非常破旧,他的儿子——我叫他舅舅——不务正业,孙子去年刚刚因为盗窃被判了刑。幸好他们的儿媳非常孝顺,才让这老两口得以延续生命。

    他们都在床上没有起来,我的舅妈说,整个冬天他们都躺在床上,没有大病,能吃能喝能睡。他们两个像两个小孩一样,互相看着对方吃饭,用手擦去掉在床上的米粒。姥姥问我:你是谁啊?我告诉了她。她说:你都这么大了?我呵呵笑了几声。然后她说,小磊比你小一岁。小磊就是现在住监狱的她的孙子。

    我的姥爷耳背,好半天才知道了我是谁。他抓住我的手,认真的在我脸上看了又看。然后问:你到底是不是啊?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    我的父母不敢起小磊的事情,怕二老伤心。但我的舅舅主动提了出来。这样的用意很明白:告诉我们他对家里的事情还是很负责任的。由于我懂些法律,就看了看判决书,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比较好。当然,我不能担保他会按我说的去做。

    临走的时候,两位老人都穿了衣服从床上起来送我们。他们相互搀扶着,站在门口。这时候,我的姥爷突然大声喊:小磊他会不会在里头住到死?

    不会!他很快就出来了!我说。

    我的姥爷没听见,他茫然的望着我的姥姥。

    六

    阿弓的年岁比我小,但他已经读到博士了,在我的初中同学里面,是公认的聪明孩子。我们的友谊从初中保持至今,未见褪色。

    我们两家离的很近,于是,大年初一的晚上,他就骑着个自行车过来了。当时我们全家人正在打牌,我只好让妹妹替下我,我去陪这位一年一见的老朋友。

    因为他一直都是学生身份,所以聊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情多一点。从小时候聊到现在,从生活聊到爱情。我想避开的话题阿弓却非常偏爱,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爱情。我心里明白,我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迥异。所以打一开始我就知道肯定要顶牛。

    阿弓说,他未来的老岳父已经催着他们领证了。

    我说,忙什么。

    我其实也不想,阿弓说,总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还有点远,但她比我大一岁,人家着急也是有理由的。

    你们还没一起住吧?最好住住,和想象的不大一样。

    有啥不一样的,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。

    生活不全是那些。

    我只要和她结了婚,我就会一辈子对她好。

    你以为结婚真的就是“一纸婚约”啊?哪儿会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你把事情搞复杂了。

    事情比我搞的更复杂。

    那你想找什么样的,到什么程度你才能结婚?这毕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呀,你不急,家里人还着急呢。

    说具体又不具体。我只是坚信有那么一个沉默而丰盈的灵魂在某个地方等着我。

    别说的那么玄,北京那么大地方,找一个老婆还不容易?

    容易啊,老婆、情人遍地都是,但是爱情不多。好了,不说了,你学理科的,跟你讲不清楚。哈哈。你该结结,到时候通知我就是了。

    咳。阿弓看上去有点不舒服,估计是被我咯了一下。

    阿弓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,我忽然想起了那首被许多无知少女们喜欢的海子的诗: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,我只愿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

    七

    我的弟弟在重点中学复习,马上就又要参加高考。按说,短暂的相聚,我应该多给他讲点考试的事情才对,但是,不知道为什么,我们哥俩的话题总在别的东西上面。

    这次谈的是罗大佑。

    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都不听罗叔叔,人家听的是周杰伦、蔡依林;实际上,和我一样大的人也很少有人听大佑了。在我读大学、有点迷恋罗大佑的时候,弟弟还很小。有次我回家带了一盘精选集(盗版磁带),他马上就喜欢上那首节奏感特强的飞车。他翻来覆去的听这首歌,将那盘磁带折磨的不成样子。

    但他这次开口说的就是恋曲1980,并且认为这首歌强于90和2000。80胜于90我是同意的,但好于2000我不同意。而我们还是不约而同的唱起了80“你曾经对我说,你永远爱着我,爱情这东西我明白,但永远是什么;姑娘你别哭泣,我俩还在一起,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”

    后来又聊到了台北红玫瑰,弟弟立即哼唱出它的前奏。这是大佑的一首艳歌,旋律醉人。随着弟弟年龄的增长,他已经开始分析歌曲的配器与歌词的质量了。他说光阴的故事歌词很棒,追梦人比较难唱,还问我唱这首歌的那个女人是谁。我告诉他那是凤飞飞,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名歌手,其声音高亢浑厚,带有母性。

    弟弟还告诉我一件他幼时的事情:当年他读初二,班里边在上课前喜欢领唱几首歌,这个传统在很多学校都有。有次唱完一个歌后还有三分钟就上课了,但他们为了延迟上课的时间,集体决定再唱一个。唱就要唱个长的,不然还得按时上课。有人提议唱童年(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是罗氏作品),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。就这样,这首童年唱了足足8分钟,让那位急着上课的老师徒唤奈何。

    弟弟说:这帮同学居然记得清楚那么长的歌词!

    后来我们还聊到了现象72变,未来的主人翁,爱人同志,你的样子,我问弟弟,这些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?他说,是从网上刻录的。他还跟我详细讲了刻录的方法。我有点不忍心责备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却去上网听歌,也无从得知他听到恋曲1980这首残酷的情歌而几近落泪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。

    八

    在回北京的列车上,看到列车员对我的态度,使我不得不把与之相关的感受梳理一下。

    什么感受呢?简单的说,就是霸道与冷漠。我想换一张卧铺票,我站着,那位列车员大人坐着,他却仍是爱理不理;在车站买票的时候,无论外面的旅客多么着急,里面的售票员仍是有说有笑,不时训斥一些说话过多的旅客;在政府办事部门,来这里办事的人个个心急如焚,可人家公务员根本不管你那一套,抽烟的抽烟,打电话的打电话。

    可当列车员脱下他的服装,公务员走出办公室,有的时候他们也成了孙子。可怕的是,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。因为在这个社会里,尊严是第二位的,对利害的权衡是第一位的。在“得势”的时候,欺负别人;在“失势”的时候,受别人欺负。在别人面前,想做到不卑不亢是困难的。因为在他的眼里,如果你是个大款或者某官员的亲戚,他就会惧你几分,但如果你只是一介平民,他就会把你踩在脚下。

    不但有关尊严的事情少见,就连有关尊严的话语也少见。很少人去关心事情究竟公平与否,很多人在了解整个事情之后,善良地为你建言:托托某某吧,他或许能办。父母们让孩子们上学,为的是“出人头地”也就是说,在将来的时候,不再受别人的轻视,并且,还可以轻视甚至欺侮一下别人。

    那么,我们不需要尊严吗?不是的。实际上,我们所遇到的事实正好说明了尊严的重要。只不过,在我们的社会,生活的过程不是用尊严的坐标建立起来的。这个社会里的种种问题,都通过别的渠道“处理”掉了,就像我们的国家有时候法律被旁置一样,尊严以及尊严话语,很多时候也被旁置了。

    我总觉得,就像物理学上的能量守衡一样,尊严在整个社会上也是守衡的。就单个个体来讲,要做到尊严的“支出”与“收入”对等是困难的,那么,在一个时期内,就必然有人得到了过多的尊严,而同时有人失去了过多的尊严。我还算不了什么,我的一个亲戚,面对剥夺了他的尊严的乡长,将其办公桌掀翻在地,说:“办公,办个屁公,老百姓的事情不是公,什么是公!今天我的事情不解决,我就把墙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抠了!”

    你还别说,他的事情还真给解决了,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,找回了自己的尊严。